醉酒驾车，这个频频引发交通事故、酿成人间惨剧的“马路杀手”，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。

　　5月1日，刑法修正案(八)实施一周年，醉驾入刑亦满一年。在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惩罚措施面前，效果是实实在在的：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，2011年5月1日至今年4月20日，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驾35.4万起、醉驾5.4万起，同比降幅均超过四成。

　　但是另一方面，醉驾者抗拒酒精测试、找人顶包、逃逸等行为愈加频繁，对于“醉驾是否一律入刑”的争论，一年来从未停止。

 

　　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，醉驾入刑一年来，查处的酒驾、醉驾数量大幅下降，全国平均降幅超过四成。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较上年同期更是下降了50%、70%以上，刑法修正案(八)的震慑和教育效果明显。

　　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也随之下降。据统计，2011年5月1日至12月31日，全国因酒驾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2.3%；今年以来截至4月20日，该指标下降了28%。

　　“醉驾入刑一年来，‘开车不喝酒、喝酒不开车’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说，“这是一个艰难而巨大的转变，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进步。”

　　然而，根深蒂固的酒文化，决定了治理酒驾、醉驾不会因为刑法修正案(八)的实施而一劳永逸。不久前披露的一份研究报告，就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。

　　这项名为“改善中国酒驾与超速驾驶的法律”的研究，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领衔完成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提供了帮助。

　　研究报告说，醉驾入刑一年来，酒驾司机逃避酒精测试的现象更加频发。被查获后，有的紧闭门窗，躲在车内长达几个小时；有的停车后立即狂饮一瓶矿泉水；还有的声称患有传染病试图吓退交警。找人顶包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车内有其他乘坐人的，酒驾司机会当场换人顶包；没有他人的，则会寻找各种理由推诿，等待来人为其顶包。

　　更让人担忧的是，为了逃避处罚，一些酒驾司机强行掉头、冲卡甚至暴力抗法。常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支队长朱志星说：“醉酒逃跑、强行冲卡行为发生率大幅增加，直接威胁民警和公众的人身安全，极有可能导致重大交通事故。”

　　余凌云认为，出现这些现象，原因在于治理酒驾的配套法律法规过于“粗犷”。如逃避酒精测试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属于“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”的行为，处罚仅仅为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并可罚款500元。再比如顶包，法律对此并无规定。

　　“立法应当更细致、具体，使处罚的威慑作用最大化。”余凌云强调，应该修改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，加大对各种对抗检查、执法行为的处罚力度。

 

　　刑法修正案(八)实施一年来，“醉驾是否一律入刑”的讨论无疑最具争议。

　　2011年5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表示，虽然刑法修正案(八)规定追究醉驾的刑事责任，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，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，不应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。

　　张军的表态代表了最高司法机关的意见。在这之前，最高法院已经发出紧急通知，要求各级法院慎重稳妥处理醉驾犯罪案件，避免不加区别，一律入罪。

　　一年间众声喧哗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最高法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，特别是学术界的支持。

　　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、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在其编著的《“醉驾入刑”专家谈》一书中表示，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体现，分则要接受总则的指导和制约，不能与总则相抵触。“醉驾不能一律入刑”正是承认刑法总则效力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应有之义。

　　“在这个问题上，必须保持司法理性，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的情绪转嫁到司法裁量上；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，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。”赵秉志指出。

　　2011年6月3日，全国首例醉驾免刑案在新疆诞生。人到中年的司机王某没想到，自己会成为第一个“幸运者”。

　　当天，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法院判决王某犯危险驾驶罪，免予刑事处罚。免刑的理由是：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3.06毫克，超出醉驾标准不多；在深夜11点、路上行人较少时醉驾，社会危害性较小；被查后认罪态度较好。综合各种因素，法院认定此案“情节轻微”。

　　此后，重庆、湖北、广东等地相继出现醉驾免刑的案例。免刑的主要情节大同小异：醉酒程度较低，未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，认罪态度较好。

　　同样是酒驾，结果却不一样，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讨论。

 

　　醉驾不一律入刑，那么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以免于刑事处罚？尴尬的是，目前尚没有一个权威、统一而具体的判断标准。

　　记者发现，一年来，醉驾犯罪案件量刑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。比如，北京、杭州等城市，已判决的醉驾犯罪案件实刑率分别达99%和95%以上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地方只有极少数的醉驾司机被处以缓刑或者免刑。

　　但在广州，据南方日报报道，从去年5月1日至10月10日，全市法院审结的50起醉驾案中，18人被判处缓刑，2人免于刑事处罚，适用缓刑案件占已判决案件的36%。去年第四季度，广东全省醉驾案件的缓刑与实刑之比已超过1：1。今年3月，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，赴广东对醉驾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。

　　另据检察日报报道，去年5月到今年2月，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办理了27起醉驾案，在已判决的25起案件中，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。

　　事实上，人们对醉驾不一律入刑的最大质疑，在于这为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空间，尤其是缓刑、免刑判决的出现，有可能受到人情和特权干扰。这种疑虑不无道理。

　　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今年初在一次会议上坦言，现在确实有选择性司法、执法的情况，导致有些人逃脱处罚，降低了刑法的威慑力。

　　“到目前为止，醉驾在何种情形下属于‘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’，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，这显然是一个罪与非罪的模糊地带，需要最高法院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，杜绝刑法适用的模糊性。”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、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的看法，也是社会各界包括一线办案法官的共同呼声。

　　本报记者获悉，最高法院正在对全国的醉驾案件进行调研，酝酿出台相关司法解释。

　　刘宪权表示，制定司法解释，要考虑醉酒程度、醉酒原因、醉驾的路段和次数等因素来综合认定。

 

　　醉驾入刑一年来，公安机关保持“零容忍”态度，高强度查处，检察院、法院的工作量也大幅增加。专家指出，治理酒驾、醉驾，应该发扬社会自治精神，形成合力。

　　“治理酒驾，单凭公、检、法三部门的力量，在实践中往往捉襟见肘，因此，可以考虑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。”余凌云说。

　　他建议，首先，餐饮、酒吧等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开展酒驾危害的宣传活动，通过服务员、保安的及时提醒、劝阻，让顾客“喝酒不动车、动车不喝酒”；其次，鼓励发展代驾服务，或者与出租车行业合作，制定代驾的行业规范，建立快捷的代驾纠纷解决机制；第三，在酒驾鉴定、醉酒者救治等方面，政府可以与红十字会、医疗协会等方面合作。此外，提倡大力发展志愿者服务，让中小学生都来宣传酒驾的危害。

　　余凌云认为，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，既能挤压酒驾的生存空间，也能使拒绝酒驾的观念得到更有效的传播。

　　“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处于转型发展的时期。在这个时候，是制度建设重要，还是更新观念重要？我认为，观念和制度同等重要，应该齐头并进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告诉记者，治理酒驾的根本出发点是尊重生命、保障生命权这项最基本的权利。“重视制度的同时，也要重视生命权观念的培养和传播，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。”